自1933年以来，人类对于三星堆文化的探讨与调查从未停歇，位于四川广汉西北地区的三星堆遗址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之一，人类也因此掌握了大量的三星堆文化信息，涵盖了考古学、文化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除此之外，三星堆文化还与其它考古学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它与我国夏商文化的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使得大多数人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文化的一个分支，这是因为三星堆遗迹的出土文物，包括鬶、觚、陶器、铜铃、玉戈、玉璋、封口盉以及铜牌饰等物品皆与夏文化颇有渊源。

不仅如此，三星堆遗迹的地理位置也十分符合夏文化的传播与分布，夏文化的传播在地理位置上自中原地区向成都平原扩散，如此一来，令多数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是因为它深受夏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历史悠久的三星堆文明不仅包含了中华文明的地域文化，也涵盖了隐意的东方文化，因为深受该区域内地域文化的影响，使得不少学者将三星堆文明与古蜀人的商道文明联系起来进行相关解读。

研究学者指出，三星堆遗迹中的青铜冶铸技术和玉器工艺便是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文明进行交流与融合的最好见证，古蜀文明通过长期的民族交往交融、复杂的民族大迁徙以及文化震荡等，使得古蜀文明顺利的衍生出极具自身特色的新文化，例如古蜀文明中的礼器与酒器等铸造技艺，就向人类展现了该文明独特的造型艺术，如此看来，三星堆文化也属于自成体系，它神秘的面纱下更是隐藏了一个又一个扑朔迷离的难题，使得人类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面临巨大的挑战。

考古学家曾在三星堆祭祀器物坑内发掘出风格独特、十分罕见的大型青铜人物雕像、神树以及众多精美的玉器，它们从未出现在相关的文献著录中，三星堆遗迹以及三星堆文化也向人类展示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古蜀文明，从我国古代神话中的蚕神起，再到巴蜀的柏灌之谜以及统一四川时期建立的鱼凫王朝，再至传说中的古蜀国开国国王杜宇，虽然考古学家们已经在成都平原发掘到宝贵的宝墩文化遗址、成都十二桥文化以及三星堆文化，也成功追溯到三星堆文化青铜文明的上源，把握了部分历史发展方向。

面对深不可测的三星堆文化，研究人员也仅能根据中原传统文化典籍对三星堆遗物的特殊意义进行探讨，再加上三星堆文化与东方文化的隐意性、多样性以及中华民族源流史的复杂性，使得人类对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面临剪不断理还乱的困境，想要整理出古蜀文明的民族关系也是难上加难，2009年6月17日，我国考古学家在汶川威州镇发掘到距今已有4800年左右的布瓦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出现十分有利于人类揭开古蜀大迁徙以及文化交融等神秘面纱

pe是电气里的一个符号,代表接地线;

bvr是电线里的一个型号;

两者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内容

接地线有很多种:

你讲的多股软线是其中一种,用在小设备上的;也可以用在电动机上的;

另外还有接地用的热镀锌扁钢,接地用的热镀锌圆钢,用在建筑物上的,也可以用在电动机上的;

还有接地用的单股硬电线,用在设备控制箱上的;也可以用在电动机上的;

还有接地用的热镀锌钢管,用在接地极上的;

还有接地用的热镀锌角钢,用在接地极上的;

还有接地用的铜牌,用在配电箱里的,也可以用在家庭卫生间里的;

等等

三星堆并没有衰落，只是关注的人现在不多了，以下是三星堆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用

三星堆文化共分四个大的文化期。但有人认为第一期为新石器文化, 与第二、第三、第四期内涵不同，不应列入早蜀文化的范畴。其实， 三星堆是一个地域概念。它既然是遗址的一个文化层，当然属于三星 堆文化。其所以和第二期差异变化较大，正说明有新的内外因素产生 从世界历史观察，譬如原来的美洲，在欧洲人没有去探险和发现它以 前，大陆上的土著人过着极其原始的生活, 却也有自己的文化。它是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之根。而欧洲文明的“侵入”，使它很快发生了质的变化，进入了新的时代。这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碰撞的结果。三星堆文化，也有相似之处。今天，我们研究三星堆文化，千万不能忘记最早在这块上地上生产生活和创造的居民

在成都平原这块土地上，最初的居民是什么民族 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至为复杂的问题。

人类起源、地球起源、宇宙起源，是三个重大难题。而谁最先在四川这片上地上繁衍，至今也怕并不十分明白

从各种传说看，蜀山氏的名称，始于因提纪：而庖牺氏已是禅通纪，黄帝则到了疏仡纪，晚了两纪。从九头纪开始至获麟，共276万年(引自<太古帝王表>)。考古学上的“巫山人”，其生存年代距今200万年, 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祖先。然则蜀人的祖先蜀山氏，正是四川最古老的土著

又有传说，伏羲的母亲华胥姑娘游华阳而生伏羲 那么，中国人类的 ”再生始祖”，也生活在四川。因为华阳者，秦岭以南的广大地区也。而<山晦经>说，伏羲上下天地，正是经过都广之野建木。还有“女娲之肠”，也是四川。

成都平原的人，是伏羲的子孙 以后的黄帝、颛顼、大禹，与四川的关系就更多了。不过，仔细想来，蜀山氏既然以“蜀”和“山”为氏，恐怕还是与高山有密切关系。

有许多学者都指出，蜀人是羌人的一支，其理由就不在这里多加转述了。我访问过叠溪---古之蚕陵重镇，竟遇到了蚕丛羌的后裔梁跃华。他给我们讲了许多他们祖先的故事。如果时至今日，还有一支羌人叫蚕丛羌。那么蜀人是羌人的支系，是可以成立的。

然而, 也有学者认为蜀人是古彝人的。他们说，是古彝人在四川建立了蜀国(见陇贤君主编的《中国彝族史纲要》)。因此，蜀人应是古彝人的—支：而古彝人长期就与濮人杂居四川盆地。但是，从大凉山的—些古彝文来解读, 蜀人不仪不是彝族，而且还与之长期不合，现举例子:

彝语直译 彝语意译

濮徘蜀徊 言行错乱

头蜀尾氐 怪模怪样

濮蜀濮蜀 吝啬小气

尼语(即彝语)蜀语混 胡说蛮缠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彝人从来看不起蜀人、濮人、氐人、巴人等，说他们是同源似乎不可靠。蜀人是从蜀山(即岷上)上下来的，那四川的土著，应该还有哪些民族呢 古彝人在四川境内占有相当的地域，专家们早有述说，不用再唠叨。除了彝人，还有其他民族吗

我面对一本四川详图发呆，脑海里搜索着是否有哪篇古文献提及此事。遗憾的是孤陋的我，读的东西太少了。然而，我从四川的古地名中，似乎发现了一点什么。在四川以蒲、郫、彭等命名的地方, 着实不少，这些读音都与濮人有关．那么，当时的土著，是否是濮族呢

据吕思勉先生《中国民族史》有关濮族的论述，《牧誓》所指的唐、微、卢、彭，"尽皆为濮" (详见<微卢彭濮考>)。“濮族占地，实跨豫、鄂、湘、川、滇、黔六省也，”濮人直系繁多，坟称百濮。多伴水而居，、古时的川西平原河沟沼泽不少，正宜其居住 濮人以夜郎及滇为大宗，但散居四川的不少 在犍为，《说文》有载，但其活动地不只川南，“北有初襄五姓，居邛部 "(《唐书》)"屑威州者，有唐保、霸二州，因称保霸蛮”(见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50年代初，我曾到凉山金阳一带 当地的老彝胞，听说我们来自成都时曾说，成都原是他们的住地，后来被汉人赶走了．才从低处搬上高山。这传说，也可能反映某些史实。而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头像中，有当属南蒙古利亚小种族之形象者，应是土著濮族系统的人士。

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古时巴蜀，有许多小国和诸侯存在，其中不少乃是濮人。而巴蜀所谓国君，实盟主而已。据此可知，古蜀国的发生和发展，也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

段渝先生有论：“先秦四川境内的濮人，多为商周时代已在当地定居的民族，……以川东、川南和川西南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为集中”(<四川通史>第一卷) 而罗二虎先生对三星堆居民的族属也有详论(见《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

那么，上古和远古，四川的文化，就是彝濮等土著创造的吗其图景仍然是扑朔迷离。因为，天堂般的都广之野，它所透露出的信息，着实比我们已知的彝、濮文化要高明得多。

一、神圣的原始宗教信仰。

三星堆文化的繁荣阶段，在三星堆遗址内外发现了许多器物坑，埋藏着大量奇异精美的文物，目前己基本认定是祭祀坑。其中1986年一号坑出土器物420多件，二号坑出土器物1100多件，1929年月亮湾器物坑出土器物400多件，1987年仓包包祭祀坑出土器物40多件，1976年高骈器物坑出土器物10余件，1990年盐亭麻秧器物坑出土器物10多件。这些祭祀坑出土器物种类繁多，但就其性质而言大都与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主要是成组成批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祭祀坑中的文物主要可以分为人像、神像、神树祭坛、灵兽、礼器、祭器等几大类。人像类包括各种按真人大小用写实手法制造的青铜像，如通高2、6米的立人像、数十件人头像、跪坐或站立的小人像等等，它们可能是参加或主持祭祀的巫师、首领乃至国王。神像类包括各种青铜面具和眼形饰件，如宽达1、38米的突目大面具、成对的勾云饰突目面具、数十件可悬挂的半圆形面具、以及人面像、兽面具等，是用夸张变形的手法塑造出令人崇敬供人膜拜的神像，可能主要是祖先始祖之神。神树有大小八株，最大的高达4米，上面有鸟、龙、仙果等神物；神坛数件，有的用灵兽、祭师、神殿构成完整的祭祀场面，表达了天地人三界的宇宙观念。动物造型种类繁多，形态生动，有的做成人首鸟身等形式，主要有鸟、鱼、蛇、虎、龙、凤等。礼器类包括以尊、垒为主体的青铜礼器和以玉璋、玉璧为主体的玉石礼器。祭器主要是祭祀中使用的器具和物品，如瓮、盘、盏、器座等陶器，象牙、海贝等物品

这些器物都蕴含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和意识观念，构成了一个独特系统的原始宗教体系。这种原始宗教是以万物有灵的灵神崇拜为基础的，主要包括对天地万物的自然崇拜、对氏族标志物的图腾崇拜、对始祖先辈的祖先崇拜等方面或阶段。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这种原始宗教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融合了多方面的内涵，并且通过具体的器物造型反映了出来。其中主要有以“神树”崇拜为集中代表的对天然物体的“自然崇拜”观念；以“鱼、鸟”崇拜为突出特征的“图腾崇拜”习俗；以“眼睛”崇拜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纵目神”蚕丛的祖先崇拜等等；并且通过以雕像群体所表现的巫祭集团组织和主持了宗教祭祀活动。这些巫祭是处于人神中介地位的特殊人员，是一切涉神功能、涉神需要、涉神活动的体现者和组织者。“以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为基本内容，以巫祭集团贯穿起各种宗教活动，构成了三星堆时期精神文化的基本框架”。三星堆祭祀坑出土文物成为了这种宗教构架的生动写照。

三星堆遗址由于经常举行宏大而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加上它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吸引了远近众多民族和国家前来交往，使三星堆古城成为了多种文化交汇在一起的古代文明中心。在祭祀坑、墓葬、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己包含有许多远方的文化因素，如夏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铜牌和陶器）,商文化（尊、垒等青铜礼器和璋、璧、戈、圭等玉石礼器群）,良渚文化(玉锥型器及琮、璧等礼器)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可能与南亚乃至西亚的古代文明有关，如金杖、金面罩的使用，神树的造型，人像的塑造等。经鉴定，三星堆出土的海贝和象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及其沿海地区。三星堆铜人像的形象、装束、大小有很多不同，可能反映了参加祭祀者来自许多不同的民族或群体，众多的动物雕像则可能是代表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有的学者认为其中还有来自良渚文化的神像[注5]。从总体上看，三星堆文化是以本地文化因素为主发展起来的，而外来文化的加入又大大促进三星堆古蜀文明的发展进程。各种文化往来的时间和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型宗教活动的吸引力产生的强大凝聚作用或许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三星堆古城大约己经成为了一个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它以祭祀活动的形式实现了文化的融合和社会的繁荣。正是多元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才创造出如此光彩夺目的三星堆文明。

二、神奇的造型艺术杰作。

三星堆文化的这些精神内涵，是用高超的艺术手法，通过具体的艺术造型表现出来的。由此产生的一大批造型艺术的杰作，具有神奇的形态和强烈的感染力，在中国乃至世界美术史上留下灿烂的篇章。

三星堆文物中最令人惊叹的是数百件大小青铜雕塑作品，包括立人像、小人像、人头像、人面具、神树和各种动物造型。通高2、6米的青铜立人像，人体身高1、7米，比例匀称，端庄严肃，身披法衣，站于祭台之上，是指挥整个祭祀活动的群巫之长，也可能就是国王。这是一件写实主义的园雕精品，己具有高座纪念碑式的艺术效果。通宽1、38米的大型铜面具，则用变形夸张的手法，使五官特别是眼睛极度突出，表现了它作为神像的特有气质，是一件浪漫主义的杰出作品。高达4米的神树，不仅是我国乃至世界上最高的单体青铜器之一，而且用飘摆的枝叶、骄健的巨龙、欲飞的神鸟、鲜熟的果实等奇物加以装饰，突出了该树作为天梯和圣界的特殊功能。动物的造型神态各异，而且都充满了灵气，其中有一件雄鸡昂首长鸣，形态极其生动优美。

从雕塑的种类来看，三星堆文物中包括有圆雕、高浮雕、浅浮雕、片状挂饰等种，还有线刻、透雕、装饰附件等其他一些艺术表现形式。立人像、人头像、铜树等是圆雕作品的代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瞻。人面具是一种半圆形的高浮雕，可以高高悬挂起来，供人们从宽阔 的视角进行膜拜。兽面具和眼形饰件等浅浮雕是装在平面上的艺术品，有单方面的视觉效果。牌饰、鱼形挂饰等是悬挂在器物上的片状作品。玉边璋上的祭山图是线刻艺术的杰出代表。

玉璋顶端的小鸟则是用透雕方法制作而成的。三星堆时期的造型艺术手法己经达到 了相当完备的程度。

三星堆艺术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这些艺术作品是在宗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是贡献给神的圣洁之物，用以表达对神的信仰与崇敬，因而蕴含着人们深厚的情感和愿望，被塑造得极其生动而怪异。前面讲到的原始宗教的主要方面和内容，都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有表现巫师祭司的一百多件雕像和线刻人像，每件人像的大小、形象、装束、位置又各有不同，分别放置于广场或厅堂、神树、神殿、祭山仪式等特定的环境之中，既反映出他们在宗教祭祀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和职能，又表现了他们是来自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社会等级的巫师或酋长，成为研究当时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形象资料。用于表现神像崇拜的大型面具和眼形饰件，则被制作成个体巨大、眼睛夸张、神态庄重，上百件一起被组装悬挂起来，形成强烈的宗教气氛。他们通过“眼睛崇拜”表现了对以“纵目”为主要特征的始祖神蚕丛的形象崇拜；而这种巨眼高悬的神像，有可能还是古代“蜀”字的起源所据。作为主要表现氏族部落图腾的数十种动物雕像，分别代表了参加祭祀活动的众多民族集团。当时的人们还能通过一些具体化的物体来表示地下、人间、天上等宇宙观念，并且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表现“三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对天地人神的崇拜。通过高大的树木和鲜活的鸟兽、奇异的饰件，又表现出神树具有天梯和圣地等内涵，使其在祭祀仪式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他们还能用构图复杂的组画，表现“祭山”等完整的祭祀活动场面。

总之，注重人像动物形体的塑造，用优美生动的造型艺术作品表达复杂而抽象的思想感情，反映出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三星堆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些艺术品之中蕴藏着许多神奇的故事和理念，有待人们去探寻。

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冶铸技术是在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下而发生，并自始自终得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表现的合金成分、铸造方法、工艺原则、铸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才体现了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基本一致的总体趋势

资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114f2701009qw9html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陈德安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