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占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线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2．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3．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4．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5．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
三星堆遗址是1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种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有分布范围达至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函。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临河的高台地上，在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带的高台地上也有较为集中、丰富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 一、考古发掘 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于1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1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比较重要的有10年三星堆Ⅰ、Ⅱ、Ⅲ区的发掘；1年三星堆Ⅱ区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年东城墙的发掘；11年西城墙的发掘；1年南城墙的发掘：1年11月年月仁胜村土坑墓的发掘等。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面积在00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一)三星堆早期遗存 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网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遗存 1．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网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玉石器。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年的玉石器坑和1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年、1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将这些出土的玉石器纳入遗址的分期范畴。1年在真武仓包包处还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年又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递减的顺序重叠放置于祭祀坑中。该坑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较为完备的礼仪祭祀制度。 1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岗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网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网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青铜器和黄金器。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1)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米，重1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厘米，重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厘米，重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房屋建筑。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米，开间米，面积约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宗教祭祀。1年月和月，在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两个商代祭祀坑。随后，学术界对两个祭祀坑的性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有人认为是器物坑，有人认为是窖藏，更有人认为是陪葬坑。经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学术界一段时期的讨论，现已比较倾向于“祭祀坑”说。从两个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分析，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内的器物年代差距较大。从器物的种类、用途和年代距离以及同一器类之间彼此连续发展，无文化面貌上的差异等情况来看，反映出是同一国家的先后时代不同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品。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被毁后，再掘坑将宗庙重器埋入坑中。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同一国家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转移即改朝换代所造成。在宗庙被毁后，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除1年夏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外，1年春天在一、二号祭祀坑西侧还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铜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经火烧过。这些情况说明有关三星堆晚期遗存的祭祀遗迹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城墙建筑。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00米左右，北偏东1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00余米，北偏东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00000米，南北宽000米左右，面积约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宽约00米的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即相当于龙山时期)。在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试掘中，都发现了城墙夯土叠压在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另外，在濠沟内沉积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层，这说明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建筑时代在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夏商文明中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000年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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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四大神兽:
青龙
关于龙的传说有很多，龙的出处也有很多的说法，有的说是由印度传入的、有的说是中国星宿变成。印度本身是在龙神的说法的，但龙在印度的地位是不高的，也是有实物的——蟒蛇。
在五行学说盛行的年代里，慢慢的也开始流传着有关青龙的故事；五行家们照着阴阳五行给东南西北中配上五种颜色，而每种颜色又配上一个神兽与一个神灵；东为青色，配龙，西为白色，配虎，南为朱色，配雀，北为黑色，配武，黄为中央正色。
在四方的神灵中，根据山海经的说法，‘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东方有句芒，身鸟人面，乘两龙。’；‘北方禺疆，黑身手足，乘两龙。’，比较有趣的一点是，在山海经中的龙都是用骑乘的，而跟他同类的蛇则都是被或握或操或绕颈，显示出两者的不同来；不过在五方的五神却跟四方的四神不大一样，这里就不再详述了。朱雀、玄武（黑色的龟蛇，武是龟蛇之意）、青龙、白虎又分别代表了四方的二十八宿，龙是东方的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而这七宿的形状又极似龙形，从他们的字义上就可以看出来，角是龙的角，亢是颈项，氐是本，而是颈根，房是膀，是胁，心是心脏，尾是尾，箕是尾末。
还有在龙心的部分，有人称之为‘大火’的，跟晴雨有关，又因为青龙属木，所以也是木星当年的年太岁。而在道教兴起之后，这些四灵也被冠上了人名，便于人类称呼，青龙叫‘孟章’，白虎叫‘监兵’，朱雀称‘陵光’，玄武为‘执明’，而在众多的朝代中也有一些君主取青龙来做自己的年号，如三国的魏明帝就是一例，而史记中也有关于夏朝是属于木德的朝代，所以他有‘青龙生于郊’的祥瑞之兆的记载。
在古时后的中国，头有角的为公龙；双角的称为龙，单角的称蛟；无角的为螭，古时玉佩常有大小双龙，仍称母子螭；龙的地位远高于印度。因在中国龙是神物、是至高无上的，也是皇帝的象征。也是东方的代表、五行中是属木的，也因青色是属木的，故此有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
星宿的是用廿八星宿中，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古人把它们想像成为龙的形象，因位于东方，按阴阳五行给五方配色之说，东方色青，故名‘青龙’。
而民间又有龙性*旳说法，和牛交时生麒麟、和猪交时生象。
所谓龙生九子，都不像龙的说法，是这样的——
大儿是叫囚牛：它平身喜爱音乐，故常立在琴头上。如汉族的胡琴，白族的三弦琴等。而蒙古的马头琴也可能是囚牛的变种。
二儿子是睚毗：它平身爱杀所以多被安在兵器上，用以威慑敌军。同时又用在仪仗上，以显得更加威严。
三儿是嘲风：是只兽形龙，样子有点像狗，它善于了望，故多安在殿角上。据说可以威慑妖魔、消灭灾祸。
第四儿是蒲牢：喜欢吼叫，人们就把它安在钟上，大多是蒲牢的形象。据说它是住在海滨的，但却十分怕鲸鱼，一旦鲸鱼发起攻击，它就会吓得乱叫。故人们把木杵造成鲸的形状，以令铜钟格外响亮。
第五儿是狻猊：形似狮子。是外来品，随佛教传入中国的，所以性格有点像佛。它好安静、又爱烟火。所以往往把它安在佛位上或香炉上，让它为佛门护法。
第六儿是霸下：又名赑屃，样子似龟。相传上古时它常背起三山五岳来兴风作浪。后被夏禹收服，为夏禹立下不少汗马功劳。治水成攻后，夏禹就把它的功绩，让它自己背起。故中国的石碑多由它背起的。
第七儿是狴犴：又名宪章，样子像虎。相传它主持正义，而且能明是非，因此它被安在狱门上下、门大堂两则、以及官员出巡时肃静回避的牌上端，以维护公堂的肃然之气。
第八儿是负屃：因它喜爱文学，故多安在石碑的两则。
么子是螭吻：又名鸱尾，鱼形的龙。相传是大约在南北朝时，由印度‘摩竭鱼’随佛教传入的。它是佛经中，雨神座下之物，能够灭火。故此，螭吻由此变化出来，所以它多安在屋脊两头，作消灾灭火的功效。
白虎
在中国四圣兽中，另外一个常常跟龙相提并论的就是‘白虎’；虎，为百兽之长，它的威猛和传说中降服鬼物的能力，使得它也变成了属阳的神兽，常常跟着龙一起出动，‘云从龙，风从虎’成为降服鬼物的一对最佳拍档。
而白虎也是战神、杀伐之神。白虎具有避邪、禳灾、祈丰及惩恶的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多种神力。而它是四灵之一，当然也是由星宿变成的。是由二十八星宿之中，位西方七宿：奎、娄、胃、昂、毕、觜、参。所以是西方的代表，而它的白，是因是西方，西方在五行中属金，色是白的。所以它叫白虎不是因它是白色，而是从五行中说的了。
除了道教中的四灵包括了青龙白虎之外，连在风水师探勘墓地时，在地形前方左右两边突起的地形，可以当作墓穴的地方，都有独特的称号，称之左青龙、右白虎，取其护卫之意，而在公堂中也有相同的装饰，在左右堂柱上绘有青龙百虎，以其镇压邪灵。而在道教兴起之后，龙虎被借用为道家炼丹的术语，就是指"铅汞、坎离、水火、阴阳"，等的同意词。而道家炼丹分内外（内丹炼气，外丹炼丹药，笔者才疏学浅不敢十分确定），内丹是就阴阳五行而言，龙阳，生于离，离属火，故云‘龙从火里出’，虎阴，生于坎，坎属水，故云‘虎向水边生’，两者结合之后，一阴一阳，互相调和，称为道本，都是元神、元精的代表。而另外一种说法是，性属木，木代表东方，于卦为震，故比为青龙；情属金，金代表西方，于卦为兑，金白色，故喻为白虎。
在古人心目中，老虎是可怕的东西，又是可敬的东西。可怕的是，它会食人畜。而可敬的是因其威猛无比，能够避邪。而在一些古书中，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祀典》：‘画虎于门，鬼不敢入’，‘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抟挫锐，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恶遇，烧虎皮饮之。击其爪，亦能辟恶。此其验也。’古人还认为白虎是一种祥瑞：‘德至鸟兽。’
最初的西天星神是熊和猫头鹰，但后因古羌族的图腾在由熊变为龙的时候。而又到黄帝的向东发展时，龙的图腾被带到东方，跟‘东方苍龙星座’合而为一，朱鸟则成了统一南方时凤图腾在天国的新居，因两大部族融合而终于成‘龙凤呈祥’。作为古代图腾是东凤而西龙，作为星象则是东苍龙而西朱鸟。到周朝以后，封建制度正式确立，五行思想也成熟，把天像重新划分，朱鸟放到了南方，和祝融火神一起崇拜了。而西方的就崇拜白虎。在部族斗争及迁移，西北方的龙向东移，东方的凤向南移，南方的虎向北移，全国显示一个大周转的观念运动。到汉代五行观念成了统一的思想，再补出玄武完成‘四方之神’的配套。
在古时《史记天宫书》‘东宫苍龙、南方朱鸟、西宫咸池、北宫玄武。’在这里的不是白虎，而是咸池。而咸池是主五谷的星，主秋季，因五谷是在秋天有收成的，所以就把它放在秋季，但它不是动物，如何能和龙、鸟、龟配成四灵呢？在《正义》：‘咸池三星在五车中，天演南，鱼鸟所扥也。’所以在宋代己提出质疑：‘苍龙、朱鸟、玄武、各总七宿而言之。至于咸池，则别一星，自在二十八宿之外。咸池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太阳洗浴之所。在《淮南子天文篇》：‘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可见咸池原是羌人视为日出之处，咸池也就是碱水湖，应是岷山地区的芋个湖泊，或是青海。由此可证明原始人所崇拜的星宫天象尚没有青龙白虎的观念。在《礼记礼运》所谓：‘麟凤龟龙，谓之四灵。’把不属于动物的咸池换成麒麟。后世有四灵有麟、四象有虎的习惯。
又由于白虎是战伐之神，所以有多位的猛将被说成为白虎星充扥世的，如：唐代大将罗成、薛仁贵父子等人。除此之外，白虎又被道教吸放，被神化起来，成为了各庙宇的门神。
朱雀
朱雀又可说是凤凰或玄鸟。朱雀是四灵之一， 也和其他三种一样，它是出自星宿的，是南方七宿的总称：井、鬼、柳、星、张、翼、轸。联想起来就是朱雀了。朱为赤色，像火，南方属火，故名凤凰。它也有从火里重身的特性，和西方的不死鸟一样，故又叫火凤凰。
在古籍的记载中凤是一种美丽的鸟类，而以它的歌声与仪态为百鸟之王，它能给人间带来祥瑞，同时也拥有‘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特殊灵性，而由于它是‘羽虫’之长，所以和‘鳞虫’之长的龙在传说中就渐渐成了一对，一个变化多端，一个德性美好，就成了民俗中相辅相成的一对，更由于龙象征着至阳，而原来也有阴阳之分的凤（凤为雄，雌为凰）在跟龙相对之后就渐渐的成为纯阴的代表了。
而凤凰它的原形有很多种。如锦鸡、孔雀、鹰鹫、鹄、玄鸟（燕子）等等又有说是佛教大鹏金翅鸟变成的。凤凰神话中说的凤凰是有鸡的脑袋、燕子的下巴、蛇的颈、鱼的尾、有五色纹。又请凤是有五种品种，以颜色来分的：红是凤、青则是鸾鸟、白是天鹅、另有黄和紫的。
而玄鸟的说法就是从《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它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中，就是殷商说的后代说自己的先袓－契是由玄鸟生下来的，建立强大的商朝。因此玄鸟就成了商人的始袓了。《史记殷本记》也记了这段历史：‘殷契、母曰简狄，有绒氐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随其卵，简狄取而吞之，因孕生契。’ 除了殷商之外，战国时的秦，满清的始袓和朝鲜新罗的始袓也是和仙女吞食玄鸟卵有关的。不论玄鸟或是凤凰，都是随道教的发展，而把它由一只雀鸟，或孔雀或山鸡等等先变成一个半人半禽的、传人兵法的仙女到完全是人的仙女，都是随道教的发展的。
而在北京过去就有三座专祀玄女的庙宇，叫九天娘娘庙、玄女庙。在北方和南方的地方也都有玄女庙。
玄武
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一种灵物。玄武的本意就是玄冥，武、冥古音是相通的。武，是黑的意思；冥，就是阴的意思。玄冥起初是对龟卜的形容：龟背是黑色的，龟卜就是请龟到冥间去诣问袓先，将答案带回来，以卜兆的形式显给世人。因此，最早的玄武就是乌龟。以后，玄冥的含义不断地扩大。龟生活在江河湖海（包括海龟），因而玄冥成了水神；乌龟长寿，玄冥成了长生不老的象征；最初的冥间在北方，殷商的甲骨占卜即‘其卜必北向’，所以玄冥又成了北方神。
它和其他三灵一样，玄武也由天下二十八星宿变成的：斗、牛、女、虚、危、室、壁。而古时后的人对玄武它的解释有以下的数种，‘玄武’即龟。《礼记曲礼上》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玄武’乃龟蛇。《楚辞远游》洪兴祖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玄武’为蛇合体、龟与蛇交。
《文选》卷十五张衡《思玄赋》曰：‘玄武宿于壳中兮，腾蛇蜿蜒而自纠。’李善注云：‘龟与蛇交曰玄武。’《后汉书王梁传》：‘《赤伏符》曰：‘王梁主衡作玄武。’’李贤注云：‘亡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玄武’为水神、北方之神。《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重修纬书集成》卷六＜河图帝览嬉＞：‘北方玄武所生，镇北方，主风雨。’
但玄武被后世的道士们升级做北方的大帝“真武大帝”。有别于其他三灵。其他的青龙和白虎，只做了山庙的门神，而朱鸟就成了又天玄女。
玄武在宋代身价培增，并被人格化。这与宋代各帝推波助澜分不开。宋初太祖时，即有真武、天蓬等为天之大将的传说。未真宗天禧元年，在军营中发生了一件事。在《事物纪原》卷七载：‘营卒有见蛇者，军士因其建真武堂。二年闰四月，泉涌堂侧，汲不竭，民疾疫者，饮之多愈。’真宗听说此事，下诏就地建观，赐名‘祥源’。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真武庙。
真武大帝的身世，后人多说是在隋炀帝时，玉帝将自己的三魂之一，化身投胎于挣乐国皇后，厌恶尘世，舍位入武当山上修行，成功飞升，镇守北方，号曰：玄武。
另外还有:
麒麟，亦作“骐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并居四灵之首位。
麒麟，是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复合构思所产生、创造的动物。从其外部形状上看，麋身，牛尾，马蹄(史籍中有说为“狼蹄”)，鱼鳞皮，一角，角端有肉，**。这种造型是将许多实有动物肢解后的新合拼体，它把那些备受人们珍爱的动物所具备的优点全部集中在麒麟这一幻想中的神兽的建构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集美”思想
麒麟，亦作“骐麟”，汉许慎《说文》十：“麒，仁兽也，麋身牛尾一角；麐（麟），牝麒也。”段玉裁注云：“状如麕，一角，戴肉，设武备而不为害，所以为仁也。……按何法《徵祥记》：‘麒麟者，牡曰麒，牝曰麟。’……许云仁兽，用公羊说，以其不履生虫，不折生草也。”古麒麟或简曰麟，咸以为祥瑞之物。《礼记》礼运：“出土器车，河出马图，凤凰麒麟，皆在郊棷。”又：“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麒麟”以“鹿”为偏旁，古人造这个词的时候，便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麒麟由鹿演化而来，但它又决不是鹿，比鹿多了一些零件和装备。据说它的身子像麕，也可以写成麇，古籍中指獐子；有牛的尾巴，圆的头顶，却只有一只角。有的说麒是雄的，麟是雌的，形状被描绘得略有不同。但据说麒的开头大略像鹿。它被古人视为神兽、仁兽，长寿，能活两千年。能吐火，声音如雷。“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
麒麟是吉祥神兽，主太平、长寿。鹿本身便是兽中驯良者，有力、善跑，大有益于人。传说中的白鹿尤有神性。民间有麒麟送子之说。麒麟是以鹿类为主，融合了牛、羊、马的特点。它的综合面不及龙、凤那么广泛，不过名气也不算小。对麒麟的研究亦不如对龙凤文化的研究那么火爆，它的始作者究竟是谁，其源流怎样，还不是很清楚，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周民族的祖先，因为周人原居西北，那时的西北，水草丰美，适宜鹿类的生长。
到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龙、凤被最高统治者所攫取，便失去了原来的图腾综合的意义，而成为最高统治者帝王、后妃的象征。性善的麒麟，在权利角逐中，被挤到了民间，老百姓期望它带来丰年、福禄、长寿与美好。
夔
传说中国东海上有一座“流波山”，夔就居住在此山之上。夔的身体和头象牛，但是没有角，而且只有一条腿，浑身青黑色。据说夔放出如同日月般的光芒和雷鸣般的叫声，只要它出入水中，必定会引起暴风。在黄帝和蚩尤的战争中，黄帝捕获了夔，用它的皮制作军鼓，用它的骨头作为鼓槌，结果击打这面鼓的声响能够传遍方圆500里，使黄帝军士气大振、蚩尤军大骇。
夔与天地同生 世上只有三只 以上是第一只 第二只乃秦始皇所杀 但秦始皇没有黄帝的功业 所以这只夔的皮做成的鼓就没那么神奇了。
烛龙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又名烛阴，也写作逴龙。人面龙身，口中衔烛，在西北无日之处照明于幽阴。传说他威力极大，睁眼时普天光明，即是白天；闭眼时天昏地暗，即是黑夜。今文化史家认为，烛龙为北方龙图腾族的神话，其本来面目应是男根，由男性生殖器蜕变而来。其产生晚于女阴崇拜时代。《楚辞天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日安不到，烛龙何照？”又《大招》：“北有寒山，逴龙赦只。”《山海经大荒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龙。”又《海外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眠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晵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参阅龚维英《原始崇拜纲要》。
烛龙是人脸蛇身的怪物，红色的皮肤，住在北方极寒之地。它的本领很大，只要它的眼睛一张开，黑暗的长夜就成了白天；它的眼睛一合上，白天就变回黑夜。它吹口气就乌云密布，大雪纷飞，成为冬天；呼口气又马上赤日炎炎，流金铄石，成为夏天。它老是蜷伏在那里，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不呼吸——因为它一呼吸，就成为长风万里。它的神力又能烛照九泉之下，传说它常含一支蜡烛，照在北方幽黯的天门之中，所以人们又叫它「烛阴」。
饕餮
汉语拼音：tāo tiè
饕餮(拼音：Tāotiè)，传说中的一种凶恶贪食的野兽，古代青铜器上面常用它的头部形状做装饰，叫做饕餮纹。传说是龙生九子之一。
“饕餮”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它最大特点就是能吃。饕餮是一种想象中的神秘怪兽。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一个大头和一个大嘴，十分贪吃，见到什么吃什么，由于吃的太多，最后被撑死。它是贪欲的象征。
《辞海》中记载：饕餮是“传说中的贪食的恶兽。古代钟鼎彝器上多刻其头部形状作为装饰。”
《辞海》在解释饕字说：饕即“贪，《汉书·礼乐志》：‘贪饕险’颜师古注：‘贪甚曰饕。’特指贪食。”
《吕氏春秋·先识》：‘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
谜底是：心
谜面有错误，正确谜面应该是：一勾新月伴三星。
解谜思路：“心”字的笔顺卧弯钩，形似一弯新月。而旁边的三个点就像三颗星星伴随左右。所以谜底为“心”字。
拓展知识：
1、心，xin，象形字。据甲骨文和小篆,中间像心;外面像心的包络。本义:心脏。心,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说文》。
2、语出于《古文》：“心，人心也。在身之中，象形。”《诗·小雅·杕杜》：“日月阳止，女心伤止。”
3、中华文化就是禅的文化，心的文化。另外佛家的禅心说法只是沿用和传承了中华古文化而已，不是佛家创造出来的。
4、古文中出现的句子：
其祀中霤,祭先心。——《吕氏春秋》
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方苞《狱中杂记》
三星堆遗址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VHDonnithorne)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种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2．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3．有分布范围达3至4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4．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5．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函。�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98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一线临河的高台地上，在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带的高台地上也有较为集中、丰富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
一、考古发掘
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于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198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比较重要的有1980986年三星堆Ⅰ、Ⅱ、Ⅲ区的发掘；1986年三星堆Ⅱ区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988989年东城墙的发掘；1991992年西城墙的发掘；1995年南城墙的发掘：1997年11月998年5月仁胜村土坑墓的发掘等。�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
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
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
(一)三星堆早期遗存
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占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线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2．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3．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4．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5．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
(二)三星堆晚期遗存
1．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2．玉石器。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将这些出土的玉石器纳入遗址的分期范畴。1984年在真武仓包包处还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递减的顺序重叠放置于祭祀坑中。该坑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较为完备的礼仪祭祀制度。�
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岗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3．青铜器和黄金器。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41世纪)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4．房屋建筑。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5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5．宗教祭祀。1986年7月和8月，在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两个商代祭祀坑。随后，学术界对两个祭祀坑的性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有人认为是器物坑，有人认为是窖藏，更有人认为是陪葬坑。经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学术界一段时期的讨论，现已比较倾向于“祭祀坑”说。从两个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分析，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内的器物年代差距较大。从器物的种类、用途和年代距离以及同一器类之间彼此连续发展，无文化面貌上的差异等情况来看，反映出是同一国家的先后时代不同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品。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被毁后，再掘坑将宗庙重器埋入坑中。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同一国家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转移即改朝换代所造成。在宗庙被毁后，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除1986年夏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外，1986年春天在一、二号祭祀坑西侧还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铜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经火烧过。这些情况说明有关三星堆晚期遗存的祭祀遗迹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6．城墙建筑。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北偏东12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北偏东25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宽约200米的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即相当于龙山时期)。在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试掘中，都发现了城墙夯土叠压在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另外，在濠沟内沉积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层，这说明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建筑时代在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
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夏商文明中的关系、地位和作用
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
陈德安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
(责任编辑 林 向)
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
赵殿增
三星堆考古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证明了川西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方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1)，不少研究者已正式称之为“三星堆文明”。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要全面了解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和价值，就需要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必要的研究。本文拟从部分出土文物反映的三星堆时期特殊崇拜习俗入手，对其原始宗教构成的特征作一概要的分析。�
一、三星堆文明几种特殊的崇拜习俗
三星堆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表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为我们探索当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具体线索，在城址、遗址、作坊、墓葬等遗迹和造型奇特的众多器物之中，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因素，如土埂城墙的建设、高柄中空的灯形豆、鸟头形的器把、数量众多的各式石璧，大都包含有原始信仰方面的内涵。其中最突出最能集中反映三星堆精神文化的，则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成批成组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三星堆遗址中心及附近地区，曾多次发现埋葬神器礼器的长方形土坑，目前学者多认为是祭祀坑(2)，它们是反映三星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实物例证。虽然在埋藏原因方面尚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坑中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用来祭神的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
出土的器物包括人像、神象、灵兽、神树、礼器、祭器等几大类。均与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器物形态极为奇特怪异，从中可以窥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信仰崇拜方面的一些特有色彩。�
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显著、造型奇异，说明当时人们有一种崇拜眼睛的特殊习俗。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突目人面具，例如大面具(K2②∶148)，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直径13�5厘米。另一对突出目面具(K2②∶142；144)，双目突出似一圆柱，长9厘米，直径10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敬重。“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K2②∶149；150)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双肩中心，就有一对巨大的“眼睛”纹。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古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3)。史籍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中蜀人的始祖名叫“蚕丛”，其唯一的形体特征就是“纵目”。如东晋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一书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三星堆大量出现突目巨眼的图像，正是蜀祖蚕丛神像的具体体现。以面具眼饰来表现祖先崇拜观念，构成了三星堆原始宗教体系的特有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表明对“手”的崇拜是当时又一项独特的信仰习俗。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在青铜人像群上，如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就有一双超过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角焦点的显著位置，作执物奉献祭祀状(也有的认为是作“掐指一算”之类的手势)。较小的一尊兽首冠人像(K2③∶264)，与大人像双手姿态大体相同，只是两个小指翘起，更象是在作“手势”。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