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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显示了就只能拿去修了
罢工，是工人为了表示抗议或者为了得到某些利益，而集体拒绝工作的行为。
中国在1982年修订宪法时取消了关于罢工自由的规定，现行《劳动法》、《工会法》等都没明确将罢工作为职工和工会的权利。
在西方国家，罢工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工业革命发生期间产生了关键的作用，成功迫使了政府修改政策、甚至倒台。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们对雇主的通常从属关系的公开决裂。在整个19世纪（经常也在以后），在大多数国家中，罢工是非法行动，从而至少含蓄地地表示对国家的一种蔑视，罢工经常构成工人阶级不满的比较普遍的爆发的一部分。
罢工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对工会的热情评价。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证说，英国的罢工经常遭到失败，但预告“社会战争”的到来，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认为，孤立的冲突自然而然演变成“真正的内战”，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为的阶级”形成起来。同样的启示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后来，第一国际（参看国际条目）的大量实际工作涉及对罢工工人的物质支援（在19世纪60年代罢工人数不断增加）。
但是马克思承认，罢工可能只是比较保守的工会为了有限的目的的惯例行动。他提醒国际组织中的工会“不应当忘记：它……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
意思是说，工会成员过去对“只局限于这些……必然经常出现的游击式的搏斗”感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3页）。
巴枯宁及其支持者阐述了关于罢工的另一种观点，包括总罢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832年本鲍关于“全国节日”的建议）。1868年，国际批准了抵制宣战的罢工策略，使马克思很不高兴。
后来，巴枯宁分子制定了革命总罢工的原则，它后来成为工团主义的中心口号。总罢工对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策略，特别是争取或维护选举权的扩大。
1893年比利时的榜样为许多欧洲国家所仿效，虽然政治罢工的信誉由于德国工会的日益反对以及1909年瑞典劳工的失败而受到破坏。1914年8月，关于举行总罢工来反对战争的任何残余幻想都破灭了。
改良主义的总罢工的没落（1926年英国的情况是一个证明）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重大发展是一致的。1905年俄国的革命高潮引起卢森堡的小册子《群众罢工、政党和工会》的问世。她强调运动的自发性：“革命的生动的节奏，同时还有它最强有力的主动轮”。
她论证说，这种自发的行动推翻了工会的陈规陋习，打破了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改良主义界限，而显示出阶级斗争的内在统一性。
列宁也受到1905年事件的深刻影响。19世纪50年代，他曾经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罢工提高阶级意识方面的重要性。但是，脱离政治组织和斗争的罢工不可能推翻资本主义的控制和国家政权，甚至总罢工也不可能。
这一限制条件成为《怎么办？》的一个中心论点。“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76页）。
然而，他承认，1905年在国内一些地方，运动在几天之内就已从单纯的罢工演变成惊人的革命发动。和卢森堡一样，他从此坚持认为，群众罢工与革命意识的提高有着辩证的联系。
